现如今，“丝绸之路”妇孺皆知，而“玉石之路”却鲜有记载。哲学家有关“熟知非真知”的告诫，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等被现代人命名的历史现象十分有益。在我国考古界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所研究的各种文物考据中，玉石和各种玉器实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这些玉器的由来，全都指向了这条“玉石之路”。

    丝绸之路与与玉石之路

自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命名以来，相关的中文和外文著述已汗牛充栋。就其命名之初的解说看，李希霍芬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河套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其中，西域泛指古玉门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因其历史上下跨越两千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按线路划分，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

近年来，人类学界倡导以文字书写的有无为标准，重新划分大、小传统，即将有文字以来的传统视为“小传统”，将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这样来看，“丝绸之路”的命名恰好是着眼于以文字记载的张骞通西域事件为起点，属于典型的“小传统”知识范围内的命名，缺乏更加深远的“大传统”之观照，也就完全忽略了夏、商、周以来中原国家对西域重要战略资源的依附关系及玉石贸易通道，无法洞察所谓“丝绸之路”的前身其实正是“玉石之路”。

西方人自古就艳羡来自中国的丝绸，而中原人则自古就喜欢产自新疆的和田美玉。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眼中，这条连接着欧亚大陆两端的东西方大通道，当然就是“丝绸之路”。

而在中原人眼中，西去之路被称为“美玉之路”或许更为准确。这里的差异是外来文化视角和本土文化视角的差异。西学东渐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价值的殖民化进程，我们接受了太多太多的外来视角、外来理论和外来观念。“丝绸之路”说就这样日渐兴旺和流行起来，最终压倒和淹没了更加悠久的“玉石之路”的真相。

“玉石之路”的形成

那么，“玉石之路”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我国著名古玉专家杨伯达先生曾指出：“商、西周时期，我国的玉器由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进入了以和田玉为主体的时期。河南安阳发掘的殷墟玉器就有1200余件，其中知名的是妇好墓(妇好是商代第二十三代王武丁的配偶，是一位驰骋疆场英姿飒爽的女将)中出土的755件玉器，经鉴定，玉材大多为和田玉。在《穆天子传》中，更有许多关于和田玉的珍贵记录，如周穆王登昆仑山赞许它是“唯天下之良山，宝玉石之所在。”

透过一些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窥探到黄河上、中游的远古父系部落与昆仑北坡母系部落之间是怎样以和田玉器为载体沟通交往的。从新石器时代至商朝，先民们从昆仑北坡的和田一带向东西两翼延伸，把和田玉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就这样，由近到远，不断向东方和西方延长伸展，终于开拓出了一条较早的和田玉运输线——“玉石之路”。

这条“玉石之路”向东由新疆进入甘肃，经宁夏、山西、陕西入河南，向西由新疆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到欧亚各国。由于玉石之路的开辟，大量的和田玉向东西方向运送，至商周时代出现了我国第二个玉器高峰时代。

根据历史记载，加上国内外考古工作者从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考证，和田玉经过河西走廊，逐步向东方转运，至公元前13世纪，和田玉终于被传送到殷都(今河南省安阳市)，成为我国帝王皇宫珍贵、精美的宫廷用玉。这条“玉石之路”向东推进的路线分别是：南路由和田经策勒、于田、民丰、且末、若羌、米兰、罗布泊、楼兰至敦煌；北路由和田出发经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库车、阿克苏、轮台、库尔勒、吐鲁番至敦煌。北南两路在敦煌汇合后，经安西、玉门关向安阳或山西南部，河南西部传播。

玉门关

其实，西汉张骞通西域走的便是“玉石之路”。汉代在甘肃设置的玉门关，其实就是以运输玉石而闻名的，在汉代以后的玉帛之路则更加繁荣。正如唐代诗人杜甫所说：“归隋汉使千堆宝，少答朝王万匹罗。”又如元代维吾尔族诗人马祖常写到：“彩玉河边情事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据专家考证，玉门关是新疆和田玉料进入中原地区的第一个关口，它的位置在敦煌以西，汉代的时候，朝廷派兵驻守，并正式定名玉门关。古代玉石经过玉门关后，还要两次东渡黄河，最终到达雁门关。雁门关是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分水岭，也是玉石之路进入中原的最终一个关口，一旦越过这个门户，新疆玉石就算真正进入了关中地区。这条延绵数千公里的玉石之路的终点，即是商王朝的都城河南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