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盛极一时、并有可能孕育现代金融体系的平遥，最终落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仅存一座空荡荡的古城。

2012年，《纽约时报》将杭州和平遥同时评为2011年全球最值得旅游的41个地方之一。旅行家丹·莱文的推荐词是：“在完整保留明代建筑时，现代文化开始扎根。”同年，《纽约时报》刊登一篇介绍山西平遥的专文。文章与一百多年前的帝国金融有关，认为，山西票号经营与壮大的基础，关键在于：操守、纪律、道德。清道光三年（1823），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诞生。至全盛时期，平遥票号多达20余家，并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成都诸处设立分号，经营贷款及汇兑业务。平遥之外，山西另有太谷与祁县，与平遥鼎足三立。民国财政部长兼行政院长孔祥熙即从太谷帮发迹起家。百余年里，平遥和晋中的财富一直占据着帝国的中心地位。那时候的中国金融中心，不在上海，不在天津，也不在首善之都，而是隐藏在零落而又规整的晋中大地的那些村落之中。

明清街，见证昔日帝国金融中心的荣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盛夏，八国联军轰开北京城门。慈禧接连五次召见军机王大臣等，决定“出京”作“暂避之计”。一个多月后，慈禧一行抵达平遥，“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百川通”等数十家商号的财东们百十人亲至洪善驿接驾。在此地，为供应慈禧一路上的花费，四川合江县道员陈光弼捐出一万两白银，受到慈禧的奖赏。“以捐馕万金赏四川合江县道员陈光弼头品顶戴。”

就在庚子之变的五年前（1885），红顶商人胡雪岩黯然离世。时间再往前倒退两年，这个帝国最为富裕且地位最为尊崇的商人所经营的庞大商业、金融帝国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曾因资助清廷平定长毛的胡雪岩，在这一年，花上千万两购买的蚕丝全部烂掉，汇丰银行到期的四百万两贷款亦被李鸿章扣住不能用。尤为致命的是，胡雪岩在办理外国银行贷款时多报利息的事情败露后，慈禧太后大怒，不仅责令胡雪岩加倍赔偿还要严加处理，李鸿章趁机煽动储户挤兑，终于让盛极一时的阜康钱庄顷刻轰塌。

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后面混乱的帝国体制。

其实，从今日来看，真正导致那一场无法逆转的危机的，既不是蚕丝贸易战，也不是蚕瘟病，而是金融危机。危机背后，是帝国体制的混乱、资本市场发育的不完全和曾被平遥晋商奉为圭臬、却又被胡雪岩抛弃的操守、纪律与道德。抽取外国银行贷款利息的，不止胡雪岩一个。每家外国银行都迅速接受并融入了帝国上下盛行的潜规则中。在对外借款中真正发财的大头，其实是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甚至，包括慈禧太后。慈禧的震怒，与李鸿章的告密与煽动挤兑，表面看是对商人牟取暴利的不满；本质上，则是权力对商业规则和资本市场的无所不在的掌控与肆意的蔑视。

晋商衰落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将财富退守为土地，却难以增值。

也许正是出于对帝国体制和权力的恐惧，乔致庸终于一改过去不修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将积年所得购置地皮、大兴土木，即后来闻名天下的“乔家大院”。而这一年，正是慈禧以西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之始，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余绪未了，南方的太平天国正如日中天，李鸿章的淮军则刚刚于正月组建成立。乔致庸的退守，代表着晋商的衰落。但这衰落，与战乱无关，帝国体制的混乱与自身的泥土沉重才是真正的原因。土地固然是财富之母，但在中国人眼里，在无孔不入的权力缝隙中，土地却是几乎唯一相对可以确定保值的私有财产。财富之母，意味着土地成为进取的资本；财产，则意味着，土地仅仅成为保值的手段。平遥金融帝国在各地票号所获得的源源不断的财富，直接转化为晋中平原一座座规模宏大的明清大宅。无一例外，这些大宅都在显要的位置悬挂牌匾，或镌刻碑铭，以表明自己“守拙”、“退守”的处世哲学。欲自外于权力之外，退守乡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平遥南门瓮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