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移民巴蜀”的事件，汉、唐等历代王朝统治者，一旦面对国家范围内的灾害，往往都采用驱令人民“就食巴蜀”的措施来缓和矛盾和转嫁经济危机。扬雄先祖伯峤，在晋六卿争权之乱中为避祸而逃于巫山，因家焉。后又“溯江上处巴江州”，再于汉代为“避仇”而“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李白、苏轼等先祖的入蜀，则是个别。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巴蜀的潮流，从与当地土着数量相比，毕竟还是少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四川人的民系(人种)构成，巴蜀地区也未能改变大盆地风土制约所形成的巴蜀民俗风习以及“四川话”的方言方音特征。按照人类文化学的理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一个具有强势优势的新环境中，常常会“入乡随俗”地被当地土着文化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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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荟萃的洛带古镇

　　到了14世纪，朱元璋与元朝统治者的政权争夺战争中，华夏大地遭受一场大浩劫，接着又是16世纪明清之交的战争，社会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人口锐减，人们──包括许多历史学家都说：两次战争，四川地区受灾特别严重，因此需要向四川大移民，其结果就是，今天的四川人都是移民的后裔。

　　很多史料给我们描述着当时的情况：明清时期四川的很多地区完全荒芜， 方圆百里几乎看不到一个人，“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寅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栏食者”，甚至在成都平原这样人口密集的地方，荒芜的程度竟然达到“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康熙版《成都府志》)。《清史稿》卷120载：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孑遗者百无一二”、甚至是“靡有孑遗”。民国时期编撰的《泸县志》甚至言之凿凿：“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这就是整个四川人都知晓的“张献忠剿四川”屠尽川人，才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

　　历史上四川曾经有过8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其中最大的两次，一次是元末明初，因为连年的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东大量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起义的农民军和官兵连年激战，四川人口降到全国倒数第三位。据县志记载，安岳县甚至‘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所以，清朝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这次移民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各省有100多万人入川，占当时四川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清代四川的人口，大多是两次“湖广填川”移民的后裔。由于家庭的口耳相传和整个四川社会民间传说的影响，很多人一直认为是从祖上是从湖北孝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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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广填四川

　　在当今的文化热和寻根热大潮中，四川人纷纷探询自己的来源，在互联网上，寻根指向湖北省麻城县乃至于麻城孝感乡的人比比皆是……

　　在元代，湖北的东南部和湖南、广西被划为“湖广行省”(“四川省”得名在这个时候)，省内有襄阳、黄州、蕲州、兴国、峡州、武昌、江陵(中兴)等州和德安、沔阳、安陆等府，元代和明代时中国流传的“湖广熟，天下足”民谚，说的就是这个鱼米之乡。康熙六年(1776年)，湖广左司所属辖区改为湖北省。从魏晋时期一位姓麻的将军在当地筑城始，就有了“麻城”，隋朝正式设置麻城县并隶属亭州，到明代黄州领黄冈、木兰、麻城、黄陂四县，有《明史·地理志第二十·湖广·黄州府·麻城》为证明;《清史稿·邦交七》《清史稿·仁宗纪》都有关于麻城县的材料记载，也有《清史稿·地理志第四十二·湖北·黄州府·麻城》作证。

　　清代着名学者章学诚在编撰《湖北通志》时还专门编修过《麻城县志》，如此种种，更显示着这个地名从未变化过。查阅麻城县境内的地名，有麻溪河、乘马岗、项家冲、岐亭、白果、盐田河、三河口、黄土岗、曹家河、齐安、蒙茏、龙潭湖等乡(镇)之名，惟独就找不到那个“孝感乡”。20世纪20年代的红军“黄麻起义”使一批麻城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着名将领，翻阅他们的回忆录和有关传记，也找不到一个“孝感乡”人。但我们却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孝感县”。在秦代的南郡、汉代的荆州江夏郡、晋代的安陆郡所辖的这块土地上，南北朝时期的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鉴于该地“孝子昌盛”之故，于是就设置“孝昌县”。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庄宗李存勖因县名中的“昌”字犯了其祖父名讳，遂根据孝子孟宗哭竹至孝之所致感和董永卖身葬父等孝子行孝的事迹，改孝昌县为孝感县，这就是孝感得名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