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寺舍利塔位于桂林市民主路万寿巷开元寺遗址内。原塔建于唐显庆二年(657),现存舍利塔为明洪武十八年(1385)重建的喇嘛式砖塔。1972年整修时,于内壁发现墨书《金刚经》全文。现塔由塔座、塔身、顶盖组成,通高13.22米。塔基底座为正方形,各边长7米,四面有门互通。塔身为宝瓶式,立于八角形须弥座上,每面有一佛龛,南面有一入口,内置有明、清时期盛舍利的陶罐10余件。塔刹似伞盖,相轮5重,上置铜质宝珠刹顶,铸60字铭文,款为"洪武十八年十月初七日题"。

　　多年来，这座神秘的舍利塔，一直淹没在众多的建筑丛中，年久失修;桂林市地名在修建桂林两江四湖景区时，将开元寺重新修葺一新，并将开元寺周围的建筑拆掉，使这座神秘的舍利塔揭开神秘面纱，婷婷立于桂林桃花江畔。

开元寺舍利塔

　　1972年8月，当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辈周安民先生巡查，至此塔时，眼前一片狼藉：甬前道旁，蓬草覆径;塔底凿开武斗地道，西券门下陷;塔身杂树争壮，肥根挤裂无数砖块;彩绘斑驳，批灰大块剥落;八龛四门佛像已毁去无迹……一副即将倾塌的险状。后经上报，获准抢救，抢救工程由当地的临桂县基建队进行，技术员王本枝坐镇，9月6日开工，10月25日结束。

　　10月14日下午，领班林师傅突然电话报告：“舍利塔宝珠顶发现了文字!”这一发现令人兴奋，在现场，即登高零距离观察。原来昔日仰望到的刹顶宝珠，实为覆盖的铜铸葫芦形钟鼎。钟鼎南面果见铸有十八行铭文，每行一至六字不等，由右至左直行，作不规范行书，共计67字，由于年久风化，少数字迹已经剥落，可识为：“信士子弟，永明母邓氏家眷，舍利塔顶，同入于南山宁寿寺，永镇山门，凡在见闻，同增福利……洪武十八年十月初七日谨题。”

　　铭文上方环饰莲瓣，鼎面布满弹孔。初考，这个铭文即是献顶功德记。系“信士子弟、永明母邓氏”携眷所献铜鼎作为塔顶宝珠，而以“永镇山门”之记。

　　当时大凡五十开外的桂林市民，见到的舍利塔都是灰黑色的。此次因为是大修，需要铲除剥离不匀的内外批灰，重新批搪。当旧日的批灰一一揭开后，发现了奇状，它有黑白两色七层批搪。由外至里，顺序是：第七层(最外层)，接近灰色的赭黄色;第六、五层，全灰色;第四层，深灰黑色;第三层，白色纸浆石灰膏批搪;第二层，带米黄白色纸浆石灰膏批搪;底层为白色纸浆石灰膏批搪。批搪薄而匀，四券门相通的八面平壁，均工整墨笔楷书经文，经过辨识，是录自《金刚经》文。

　　桂林舍利塔的原色到底是黑是白呢?查阅到前辈梁岵庐先生的纪实文字，1953年他曾经办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整修，他们剥去了表层(可惜，未记录色别)、刷上了接近灰色的赭黄色，即第七层。83岁高寿的桂林文化人黄槎客先生说：“我记得年轻时候见到的舍利塔，是没有颜色，就是批搪石灰纸浆的本色。”那么，舍利塔是如何由白变黑的呢?居于塔邻近的80高龄的卢颂南老人说：“我世居文外街(即旧日文昌门外街，今民主路)，自见到这个塔起，塔身就是白色，塔的角砖和边砖则是朱红、丹黄、间以青绿。只因抗战事起，日机频繁轰炸省城，此是一重要标志，当局下令将此塔身涂成灰黑色了。”(疑是第四层)“为了防范空袭，当局曾禁止市民穿着白衣、花衣上街，警察都佩挂着墨汁巡街。有一次，省主席黄旭初的千金就因穿着花衣上街，突遇警报，被强行涂上了墨汁。舍利塔改颜色就是那时。”后来知道，这个措施是1938 年为当局所定。

　　在唐初善兴寺舍利塔建成的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里，唐代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被贬来桂林，正好为敕建的舍利塔书写了《金刚经》，并勒石为碑，置于塔前，以资朝贡。 但历史的灾难使开元寺深受创伤。褚遂良在桂林书写的《金刚经》碑，曾成为后人习书临池的贴本。可到清乾隆年间，这块名碑竞被愚忠所驱的临桂县典史严成坦铲去经文现仅存碑首纹及无字碑身.显庆四年所刻制的《善兴寺舍利函记》及佛舍利，历届朝代都倍受推宠。保存到清中期的道、同年间时，多次遗失，几经找回，后陈放在巡抚署内后花园的铜鼓楼中，最后竞焚于同治年间一场大火。值得庆幸的是，近年在安徽歙县的徐荣(两广总督阮元幕府)后人发现了它的拓本。

　　褚遂良是唐太宗的顾命重臣、当朝的中书令。太宗临终时，曾将太子李治和太子妃王氏托付于他，后因褚遂良秉承先皇旨意，坚决直谏，反对废王后立武后，他叩头流血，不惜辞官。李治与武则天为之大怒，将他赶出京城，先将他贬到潭州，显庆二年又贬到当时还是蛮荒地的桂州(今桂林)。善兴寺主持崇敬他的人品、书品，于是请他书写了这件经碑。褚所书经碑，从左观至右，则字字相连，从右看至左，则笔笔相背，令人赞绝。褚遂良的书法，虽源于二王，但经过自己的苦心锤炼，已臻化境。《唐人书评》，说他的字“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丽美多光”。这是一次名人盛事，其经碑亦曾是镇寺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