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正当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由原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率领一支300多人编成的西行支队，去湘鄂西工作，张云逸任这个支队的司令员。当部队行军至赣南一个大山谷隐蔽休息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激战4个多小时，支队才突出重围。这时，张云逸因连续急行军和紧张的战斗身体不支而病倒了，上级指示把张云逸留在“中央苏区”之一的广东省南雄县境内的北山“红军游击队医院”（有资料说是红军休养所）养病。此后，张云逸在南雄北山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一面养病，一面领导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度过了130多个艰苦的日日夜夜。

南雄北山属大庾岭山脉，位于南雄的西北部，扼南粤与湘赣之要冲，地形复杂险峻，为古今兵家必争之地。山上，是一片片的原始森林，松竹遍地，茅草满坡，野兽成群出没；山外，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层层封锁，频繁地搜山“清剿”。1933年初，随着革命形势好转，南雄北山游击根据地的扩大和游击队伍的发展壮大，北山红军游击队医院在内的各种后勤保障机构应运而生。

1934年，北山游击队负责保障来北山根据地指导工作的中革军委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张云逸的安全，并按照中央的指示，通过红色交通线接回了90余名红军伤病员到北山红军游击队医院休养，其中有几十名伤愈后参加了北山游击队。在南雄北山，一同留下的还有其他伤病员，加上警卫员、挑夫、随同医生，共23人，只有4条短枪。当时，张云逸和战士们一样，除了一身破单衣外，其余的粮食、背包和用具都在突围中丢光了，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而张云逸这时又重感冒并发大叶胜肺炎，体温上升到40℃以上，时有昏迷，病情十分严重。医生欧阳山和警卫员小张都焦急万分地守护着他。

张云逸病成这样，随同医生欧阳山苦于没有药品，焦急万分。然而，张云逸却安慰着同志们:“我的病不要紧，既来之则安之，不必着急，慢慢就会好的。”歇了歇又鼓励同志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嘛！俗话说，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同志们多多想办法，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为了治好他的病，医生欧阳山发动大家献土方，采草药。这些土方草药还真灵，张云逸的烧终于退了下去，病情渐渐好转，同志们都为此而庆幸。

部队初进山时，由于没有及时与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造成缺粮。张云逸带领大家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蘑菇和野菜是用清水煮的，别说油，连盐也没一粒，又苦又涩。张云逸同志首先盛了一碗，带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边吃边风趣地说:“大庾岭是个大聚宝盆，吃的东西可丰富啊！”他将碗一举说：“你们说，这‘山珍海味’，是不是老天爷对我们的优待呀！”逗得同志们一阵开怀大笑，野菜不知不觉下了肚。不久，中共南雄县委书记李乐天（后任粤赣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获悉张云逸在南雄北山养病的消息后，派游击队带着菜、米、油、盐上山，对他们的生活与安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防止敌人搜山时发现目标，张云逸叮咛同志们不要搭棚子，大家都在大树底下露宿；每天的饭，趁早晨大雾弥漫时全部做好；每星期或10天转移一次。张云逸同志体弱，医生欧阳山看到他和年轻人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心里委实过意不去，于是背着他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他看到后赶忙制止，严肃地对欧阳山说：“我和同志们患难与共，你不要让我搞特殊！”于是这个小草棚就只好当作临时的简易伙房用了。有一次转移，张云逸还在发高烧，警卫员和挑夫要背他，他说啥也不肯，执着而恳切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背其他的重伤员吧。”说着便柱起竹棍，迈开了不太稳的步子。沿途，溯溪涉水，攀崖爬坡，张云逸不知摔了多少跤，但他每次摔倒了都爬起来再走，坚持不给同志们添负担。

张云逸大病过后很消瘦，眼珠凹陷，显出大大的眼眶。一次，同志们好不容易为他买到一斤多白糖，他这个一勺、那个一勺都分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儿，冲上一杯开水，欧阳山以为他该痛痛快快喝下去了吧，哪知他轻轻呷了一口，急急忙忙三步并作两步地给老炊事员送去。为了给张云逸同志补补身体，游击队的同志费了几番周折，特意弄来一只鸡，香喷喷的鸡汤送到他面前，他接过来往大锅里一倒，一边用筷子搅动，一边喊：“来，咱们有福同享吧！”这时一个同志急了，指着他颧骨突出的面庞，略带埋怨地说：“您老这样，我们可有意见啊！”张云逸同志一手叉腰，一手拍拍胸膛，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地说：“看，比你们不差！像我这样的身体，阎王爷是不会要的，哈哈！”几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