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与合肥有缘。除却张恨水是安徽人，合肥是家乡的省会，还有更深一层的亲切感存在于张恨水的心里，让他惦记合肥。他最敬重的一位堂长兄张东野先生，当时家住合肥，张东野先生解放初期曾经做过合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恨水最后一次到合肥，是在1955年的初夏。当时的张恨水，大病之后，尚在康复期。1949年5月，张恨水突发脑溢血。因抢救及时，治疗得当，他才转危为安，病后恢复也不错。人到晚年，尤其是病后，思乡之心更切。张恨水在生活已能自理、行走不成太大问题的情况下，不顾家人阻拦，只身一人从北京出发，由天津坐火车来到了合肥。

　　那会子从京、津来合肥，坐火车须由蚌埠转车。张恨水是在早晨6点钟左右到达蚌埠的，8点多钟转乘从蚌埠开往裕溪口的火车前往合肥。从蚌埠到合肥，一路所见，张恨水写进了他的一篇随笔《到了合肥》里。

　　文中有这样的记载：“车子行百余里，已经入合肥境界。两旁一望，田地已分阡陌，不像北方，山野田地相通，很少地外又筑田埂的。……所有村庄，都含有皖西北意味。一所村庄，约有三五十家。人家之外，均觉树木葱茏。唯有一点，大大异乎江南。……这里人家，十分之九，均系稻草铺屋。合肥虽然是有名的地方，但稻草铺屋，尚系未改。”如此平实的文字，宛如一幅发黄的黑白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六十年前合肥北部农村的历史旧貌。

　　对于当时的合肥市区，张恨水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车行（至）十二点二十分，已抵合肥。合肥，现在已经改为省城，人口有四十多万。从前的合肥，不过三四万人，解放以后加多，真是蒸蒸日上。城墙已经拆除，有几条马路，横贯南北。市上盖的房子，非常之多，一两年后，草盖民房，将以瓦房代替，那时合肥更好。”可见，那时的合肥，虽已经是省会城市了，草屋还是寻常可见的。用稻草铺屋，是旧时习俗，在当年也是必然的选择。恨水先生乐观，相信“一两年后”合肥市区的草屋就会销声匿迹，面貌一新。是的，现在回头来看，恨水先生看得很准，时间足以改变一切。

　　在合肥，张恨水除了跟着他的堂长兄张东野先生去拜访了一些久别的亲友，还参观了合肥的几处名胜古迹，去了逍遥津、明教寺，还有包公祠。在张恨水的随笔《逍遥津与明教寺》里留有这些文字：“逍遥津是公园，有马路可通，是三国时候张辽击败孙权的地方。……入门一条马路，跨过儿童公园，马路分歧可进。再进去，花圃草地，分排两边。沟渠水道，微微环绕，围绕公园之半边。有三五亭榭，靠花木荫处，颇有诗意。”寥寥数笔，交代了逍遥津来历之典故，描绘了逍遥津当时之面貌。“明教寺，在逍遥津偏东。此寺四围全系平地，唯寺之所在，在土堆上建筑起来。按台阶数了一数，共二十六砌。庙凡三进，各庙都差不多。唯前院有一土台，上覆一亭，亭中有一井，上系一木制之额，其上有字曰：‘屋上古井’。此寺大概建于明初，井，古来就有。”恨水先生心细，登了一列台阶，竟然心中有数，还能够说得出台阶的级数。所以，对明教寺的描述，文字不多，却能让人身临其境，尤其逼真。“包公祠，这就是民间盛大传说包拯的祠堂。此祠在合肥南门外，护城河边。我们横跨一马路，看到一片长可里许的湖洲，这就是包湖（河）公园了。……又跨过一道新式绿木桥，先达一洲。这里平坦湖心，花木畅茂。……入门，为四方形之建设。三方为廊，中隔一天井，是即正殿。其正面供一神龛，中供泥塑包拯像。像非若世间传说，是包老黑，且五官都是黑的，倒是与常人一样白面长髦，官服抱笏。”文字的功能真是太强大了，作用太重要了，当时描述的不过是眼前的事实，若干年后读起来，文字的内容便是一段历史了。譬如，张恨水笔下的包公祠位于“合肥南门外”，那地方如今早已是这座城市的核心区域了。今天的合肥南大门该在哪里？还真不好界定。古南门之南十公里处？那地方早是城区了。二十公里处？那地方也已是新城区了，不能算作新南门。估计再向南三十公里、五十公里也挡不住这座城市的铺张，新南门永远在城市的南边之南。

　　那次，张恨水在合肥还看了两场戏，一场是古装戏《双丝络》，一场是时代短戏《借罗衣》。都是合肥地方戏，张恨水说看的是“倒七戏”。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随笔，叫《倒七戏》。文章开头就说：“倒七戏是合肥的地方戏。为什么叫倒七戏呢？据当地人的解释，凡角色出台，口里要唱七个字一句台词。等到唱完了，调转身来，面向台下。所以开始倒步唱了七个字，这就是倒七戏。现在当地戏要大众化，这七个字一倒，已经没有了。不过倒七戏这个名词，还依然存在。这是当地人说的话，可靠不可靠，我不知道。”其实，“倒七戏”就是后来的庐剧，也叫“小道戏”。提起“小道戏”，合肥人可就自豪了。相传，晚清重臣李鸿章当年受派出国访问时，对方突然奏起了国歌，大清王朝却没有国歌，李鸿章急中生智，命随行人一起唱起了一段小调，那小调便是李鸿章家乡合肥“小道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