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东钢铁（600022）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钢集团)与中国工商银行（601398）在北京签署了260亿元的市场化债转股合作框架协议。至此，全国已经有10家钢铁企业与银行签订了债转股协议。早在山钢集团之前，中钢、武钢、太钢、马钢、安钢、酒钢、鞍钢、南钢、河钢等九家国有钢铁企业分别与相关银行签署了债转股协议，10家钢铁集团签署债转股协议的总金额约2000亿元。

　　然而，签订协议远非大功告成。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财务资产部主任陈玉千介绍，目前除中国中钢集团公司的债转股协议真正进入实施阶段外，其余钢铁企业的债转股仍留在协议阶段。

　　所谓债转股，是指将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关系转变为股权关系。其优点明显，对银行而言，债转股有助于降低不良贷款率和提高拨备覆盖率，潜在的投资收益也可能上升；对转股企业而言，债务转增资本，不仅降低了自身负债，还增强了企业营运资本，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

　　但是，多家集团签订协议后迟迟不落实的局面反映出了债转股当前的尴尬境地。究竟为什么，初衷甚好、看似有望双赢的债转股难以落地呢？

　　一方面，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明股实债”的背后，财务压力并未真正缓解。

　　以本次山钢为例，债转股协议中提到的利率是指有息债转股，尽管名义上债权转为股权，但不分红，而是获得固定利息的规定。不难看出，如此规定之下，所谓“股”的本质更接近于“债权”。

　　更重要的是，企业的财务负担并未得到有效减轻。据介绍，大部分钢铁企业债转股协议中，债权转股权后，有息股的年利息一般都在5.2%左右。这一利率对于传统大型国有企业而言并不具备特色的竞争优势。不仅如此，债转股前企业向银行贷款的利息可视为成本抵税，而债转股后企业需要在税后支付这部分股权利息，因此此类债转股，虽从账面上降低了企业的负债率，但却提高了企业的财务费用。这导致原本贷款利率就不高的大型企业实际付出的成本并未显著降低，参与积极胜不足。

　　另一方面，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将资金投向钢铁企业的压力超过动力。

　　一是最直观的成本问题。按照规定，签署债转股协议的银行必须通过其下属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落实。这意味着筹资过程的利息成本偏高。在市场化为主的制度设计下，要求银行一味降低利率并不可行。

　　二是权责界定问题。由于银行被动持有工商企业股权的风险权重较其持有债券的权重大大增加，导致债转股后，银行资本占用将大幅增加；债转股后，银行成为大股东，尽管潜在的收益可能上升，但由于银行本身多不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也缺乏产业链整合的能力，这使得其股权投资者的权益和积极作用相对较弱。因此，相比债务而言，股权投资获得收益的时间点、数目面临很大的不确定胜。

　　三是投资风险。即使金融机构确能拥有经营、决策权，目前的困局也未必能够得到显著改善。钢铁属于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不少企业正处于艰难的转型期，甚至部分已经到了关停的边缘。大型国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保护，但是很多小型钢企的不规范经营也让行业整体的改革更加被动。特别在去年钢价回暖之际，不少小型钢企，甚至此前停产企业复产，让行业整体的去产能进程受到更大拖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金融机构并无动力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不难发现，债转股协议难以落地的背后，当然是明股实债，但更是钢铁行业本身面临的去产能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弱盈利预期。要想债转股真正发挥作用，其核心还在于钢铁产业自身的脱困。

　　几乎毫无争议的是，钢铁脱困必须坚决去产能，通过关、停、并、组来优化结构，实现整个产业链的结构优化和升级。但在去年的钢铁价格上涨推动的增产冲动下，这一任务进展不顺。钢企乃至相应的地方政府都寄希望于他人限产乃至停产，而自享价格上升之红利。对于“去产能”要求，部分地区的部分钢企仅仅在所谓限产日限产，但在非限产日大规模增产，导致总产量上升，与去产能政策本意相悖，也导致了钢铁行业的积弊迟迟难以根除。

　　可以说，无论是债转股，还是去产能，其推进困难的症结还在于落后过剩产能持续生产的动力超过成本压力。因此，债转股等一系列支持胜政策得以真正落地的基础不仅在于督促之严厉，更在于对市场的真正尊重。对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市场主体的自觉胜，也不能指望银行等金融机构充当“活雷锋”，而需通过法治化、市场化的等综合胜手段把落后产能的成本给抬上去，以魄力和决心把产能落后的“僵尸企业”剔除出去，避免其借机还魂、浪费宝贵资源；与此同时，通过对结果而非过程的鼓励和引导把真正具有技术含量的、绿色的、高端的产业收益加大，使其具有相对优势，然后再由市场来进行选择。否则，仅靠行政引导或规划，在种种“纸面文章”或“打着幌子的指标”作祟下，宏图极易沦为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