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点多，我和同事站在路口，每人端着一大杯珍珠奶茶。胡同里灯光昏暗，我借着奶茶店的光线，查找地铁线路。忽然，有人拍了一下同事的肩膀，吓了他一跳，毕竟我们身处异地，碰到熟人的概率极低。我们扭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吃饭时，坐在对面的男人，旁边站着的是他女儿。

　　“买到了哈，我还怕你们找不到地方。”他笑着说。

　　感谢公司大方，年底旅行，把我们送到了台北。一部分同事南下花莲，还有两个人打算从花莲骑行回台北，剩下几个人懒得动，就留在台北自由行。第二天晚上，我和同事碰面，打算去吃一吃传说中非常美味的牛肉面。

　　那家牛肉面店果然火爆，快8点了，还排着十几米长的队伍。终于轮到我们，进店后，也只能和其他人拼桌。

　　对面坐着的是一对父女，孩子六七岁的样子，很文静。父亲戴着一副眼镜，身材很高、瘦削，看起来应该是这家店的常客，他熟络地招呼店家，又自己起身去端小菜。我俩什么也没说，闷头吃着面，偶尔互相点评一两句，“肉块确实比北京的要大”“面吃起来一般啊”等等。

　　那位父亲忽然指着一个瓶子问我们：“牛油你们放了吗？这家店最有特色的就是牛油。”

　　看我们放进去之后，又开始问我们，从哪里来？自由行还是跟团？明天计划去哪里？听说我们完全没有计划，他当即帮我们规划行程。毕竟带点绵软的台湾腔，有些陌生的地方，我们完全听不懂。他又拿出手机，打出汉字，然后调出相册里这些景点的照片，把手机递给我们看。

　　等我们吃完面，他已经把当天晚上的计划和明后两天的行程帮我们安排好了。第一站，是他建议的一家奶茶店，不用地图，他把最近一家的路线详细指给我们。和那对父女道别出门，我俩边感慨着台北人的热情，边寻到那家奶茶店。正在查找他建议的夜市路线时，他又出现了，看我们是否找到了地方。

　　在台北待了五天，去过很多景点，吃了很多美食，但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遇到的那些普通人。我们参观完“中央研究院”里诸多名人故居，想坐公车回酒店，拿着手机对着站牌寻找合适的线路，旁边坐着的一位女士主动起身，帮我们指路。她要乘坐的公车先到了，还为自己先走而抱歉；我们去屈臣氏买东西，但没有，店员热心地指点我们去另一家品牌的药妆店——对方有；我们走到十字路口，右转车辆会停下来，等我们先过斑马线。我们不走，司机也不走。

　　我不能说这种情况在北京等大陆城市不会遇到——但几率比较小。在我所熟悉的生活中，陌生人是一个应该被提防的对象：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可能是彼此厌恶的对象——十字路口，行人和司机似乎永远难以和谐相处，司机和司机间也经常怒气相向。

　　即便不提防，身处陌生的环境，我们也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我在台北地铁站里，不止遇到过一对父母，任由孩子在前面跑出好远，甚至出了自己的视线，他们也不着急，只是远远喊一句：“上了电梯要等我一下。”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是绝对不敢这样的，公共场合里，我没有那样的安全感。

　　也难怪，《经济学人》去年评出的“全球安全城市”排行榜中，台北排名13，前20名没有大陆的城市。而在“孤身一人最安全城市”的榜单中，台北更是排名第5，前10名也没有大陆城市。

　　台湾其他城市的情况，应该也不会太差。骑行的同事回到台北与我们回合，兴致很高地讲起路上见闻。有一次，他们快骑到宜兰了，遇到山路，天色渐暗，车辆也渐渐稀疏起来。同事正费力蹬车爬坡，从身后开过一辆汽车。车窗摇下，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她大概知道前路难行，天色将会完全暗下来，而山路上又没有路灯，于是开口问他，是否需要帮忙——那么晚了，她竟然不担心陌生的骑车人是个危险分子！

　　我那位被山路折腾得几乎崩溃的男同事，条件反射般地拒绝了。他又在黑漆漆的路上骑了很久，借着自行车的灯光，才终于骑出山区，抵达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