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寺地处天津蓟县，开始建筑的年代不详，寺旁白塔则建于辽代。据《蓟州志》记载，清高宗乾隆六○年（公元1795年）曾重修，重修时仍保留原有形制。

白塔平面为八角形，基址每边长4.58米，塔高30.6米，立面造型较为奇特，其最下为花冈石基，基之上为砖砌覆枭混及其它线条数层；其上则为栏干。栏干之上为莲座；此全部为塔之基坛。基坛之上则为塔之第一层，上冠以檐，第二层略似第一层而矮小。第三层则较第二层高，檐短浅，最上则喇嘛式之一“圆肚”塔也。

基坛上之各部，与观音阁所见极相似。其做法盖以基坛当平坐做，故上绕以栏干。其斗拱则按平坐斗拱做法，华拱两跳，计心造。每角有转角铺作，其间置斗拱两朵。每朵之间，柱头慢拱皆连拱交隐。斗拱各件权衡，较观音阁者略肥硕，盖以砖仿木形，势必然也。

平坐之上为栏干，其形制与阁中者完全相同，每角有圆望柱，每面之地袱、束腰、蜀柱，唇盆、瘿项皆如木制，惟巡杖方而不圆耳。各档束腰，皆用直线几何形花纹，其类数略同观音阁上层内栏干束腰纹样。而以一曲一竖联成者为最普通，各瘿项间空档，则雕种种动植物纹样，如狮子、宝相华等等。平坐斗拱普拍方（平板枋）之下，每角上有“硬朗汉”，挺胸凸腹，双手按膝，切齿睁目，以头顶转角铺作，为状殊苦；以百尺浮屠，使八“人”蹲而顶之，挣扎支持，以至千载，无乃不仁？每面其余两朵斗拱之下，则承以肥短之檄，檄雕种种动植物纹。檄之间，作唐代几案之“腿”形，如壁画及唐代造像座上所常见者，其形式线路，颇为刚劲，而其上所雕“舞女”，姿势飘飘，刻工清秀，尤为可爱。

第一层为塔之主要层。其八角上皆铺以重层小八角塔。小塔座圆如球，球上为莲座，下层之檐如穗下垂，上层亦有莲座，在下檐之上。上檐作瓦形，上刹如小圆肚塔。此八个小塔，在日光之下，反光射影，不惟增加点缀，且足以助显塔形，设计至为适当。

此层之东西南北四正面，皆为门形，惟南面为真门，可入塔内，其余三面。则皆假门形耳。门为圆拱，挟以凸起之门框，其顶圆部，则刻花纹。门在拱内，上槛高及圆拱中心。门扇皆起门钉。每门上有门簪二，其形方，与清代之四个六角形者异，而与应县佛官寺木塔所见者同，盖亦古制也。门拱上两旁，挟以“飞天”，飞翔门上，颇有娇趣。

其四斜面则浮起如碑形，每面大书偈语十字:

诸法因缘生 我说是因缘（东南）

因缘尽故灭 我作如是说（西南）

诸法从缘起 如来说其因（西北）

彼法因缘尽 是大沙门说（东北）

碑头则刻小佛像一尊。

此层檐以一极大仰枭混做成，中夹以线条，足以减小其过笨大之现象。檐上覆瓦，角悬铜铎。

此二层似第一层而矮小，无门窗及其他雕饰，其檐制亦无异。

第三层亦八角形，但较高于第二层，上无远出之檐，亦无其他雕饰；盖顶上谇图坡之座也。

蟀图坡之最下层为迎莲座，座上为“圆肚”，肚上浮出悬鱼形雕饰，共十六个。圆肚之上又为八角者一层，颇矮小，檐以砖层层叠出，檐下有悬鱼形雕饰，再上则炮弹形之顶，印度制也。

按塔于嘉（嘉靖）隆（隆庆）间茸之者再。盖在晚明，塔之上部必已倾圯，惟存第一、二层，而第三层只余下半，于是就第三层而增其高，使为圆肚之座，以上则完全晚明以后所改建也。圆肚上之八角部分，或为原物之未塌尽部分，而就原有而修砌者，以其大小及位置论，或为原塔之第六层亦未可知也，房山云居寺塔，亦以辽塔下层，而上冠以喇嘛塔者，其现象与此塔颇相似。

塔之内部，随塔外形，南面为门；北面小孔，方约一公寸， 自孔北窥正见观音阁。内壁皆有壁画。盖明画而清代加以补涂者也。塔内佛像数尊，多已毁，佛头及手足，散置遍地。像皆木刻，颇精美，皆明物也。

塔前正中，有经幢残石立香炉座上。座八面，每面一字，曰“塔前供养金炉宝鼎”，惟无年月，然就手法观之，必为梁肯堂重修时所置无疑。座旁倚立残幢之半，字迹模糊，不复可辨。其他半则在寺旁道中，现已作路石之一矣。座上及原幢之座或冠，皆刻佛像，精美绝纶。其顶上奏曲诸侍者，尤雕刻之佳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