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以愉快的笔调写他从京口渡江，抵达瓜洲，‘一水间’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顷刻就到。次句‘钟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心情写他对钟山的回顾，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的生机盎然的景色与诗人奉召回京的心情相谐合，‘春风’一词，既是写实，又有政治寓意。宋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决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对此，诗人感到欣喜。他希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的新局面。‘绿’字还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矛盾，表达了作者希望早日辞官归家的心愿，这种心愿，至结句始明白揭出。”－－如此强化政治色彩来解析《泊船瓜洲》诗的诗意，是很有代表胜的。

　　但这样的解析，却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处：诗人既想早日辞官，就不可能有奉召回京之欣喜，既想急于赴京上任，也就不可能有想早日辞官的想法，这二者犹如水火，是难以相容的。也有论者断言，诗人此次复出还政，可谓春风得意，大喜过望，那所谓的“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恋乡情绪，不过是虚晃一枪的矫情之词而已，是不可以认真对待的。“春风又绿江南岸”，骨子里说的是对皇恩的感激，是对新法实施前景的乐观描绘，是诗人内心的还朝施政喜悦的移情于景，诗的感情基调是欢快的，乐观的。

　　上述两论，是历来解读《泊船瓜洲》诗的论点中最具代表胜的，但把该诗作为政治抒情诗来解读，是既不符合诗人作诗时特定的际遇和心境，也不切合诗作自身建构的艺术形象的内蕴的。《泊船瓜洲》应是一首纯粹的乡愁诗，它的感情基调应是忧郁伤感的，是毫无轻松、喜悦、乐观的色彩可言的。

　　诗人写作此诗时，已是五十五岁的老人了。几年来，围绕着新法旧法，朝廷上无休止地争论和攻讦，致使新法的推行十分艰难。因而本来就有些消极思想的王安石，在经历了两次因推行新法而罢相的坎坷遭遇之后，心力交瘁，对从政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感。罢官期间，他曾写下了许多描绘自然风光、抒写闲情逸趣的诗作。对于这次的朝廷以“同平章事”的重任重新起用，王安石曾两次辞官而未获准。因而他这次的上任，从心情上说，是十分勉强的。而在他上任以后，又多次请求解除宰相职务，并终于在复出后的第二年，如愿以偿地再度罢相，重又回到家乡江宁，过起了舒心适意的隐居生活。从这次短暂的复出过程可以看出，重新还朝施政并非王安石所期盼的，所热衷的，相反地他还把复出视为畏途而屡拒屡辞。显而易见，在这样的际遇心境下写作《泊船瓜洲》，也就难免不在字里行间注满忧郁、伤感、消沉的感情了，也就难免不对即将远离的家乡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意了，他又怎么可能会以“春风又绿江南岸”喻皇恩浩荡，抒发什么如愿以偿的为复出而欣喜的感情呢？ 再从诗作本身看。诗的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它以直抒胸臆的形式为全诗定下了忧郁、伤感的感情基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诗人对复出还政并无如愿以偿的喜悦，更无急不可待的热切。相反，诗人还远没有到达京城，家乡还未从视线中消失，内心里就已真诚地发出了回家乡的念头，这思乡之情还不深切真挚吗？今日明月送我而走，他日明月“何时”送我而还？仕途险恶，吉凶难测，那“何时”二字是诗人发自肺腑的一声沉重叹息，蕴含了诗人对险恶仕途的担忧，对施行新法前途的顾虑。诗意忧思深切，格调也十分苍凉，是如闻其声的一声喟然长叹，是诗人抑郁消沉心态的真实自然的流露。

　　从结句定下的乡愁沉重忧切的感情基调反观，“京口瓜洲一水间”也不可能是在时间上强调船行之快来写诗人心情的轻松愉快了，它与“钟山只隔数重山”一样，都是从空间上强调家乡的山山水水离此时旅次江北瓜洲的诗人距离之近。此时诗人“泊船瓜洲”，回首南望，那熟悉而亲切的“京口”仅一水相间，“钟山”也只隔数重山，真是近在咫尺。但空间距离上的近，却反衬了诗人心理距离上的远。因为家乡虽如此之近，但可望而不可及，看近实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还会越来越大，更何况这一去又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这家乡的山山水水，甚至他可能还会更为悲观地想到，将来还能不能再回到自己的家乡。诗人在这里运用了以近写远、相反相成的艺术手法，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诗人忧惋深切、无可奈何的伤感心情，展现了诗人心灵深处的巨大的失落感、孤独感。其实，一水长江，数重大山，相间相隔的空间上的距离也是很大的，诗人反以近写之，也是为了强调诗人对家乡的强烈依恋，是恋恋不舍的思乡爱乡眷乡之情的自然流露，又何来轻松愉快的喜悦心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