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因为群众举报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墎墩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沉睡了两千年的海昏侯墓有机会重见天日。这座目前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诸侯国聚落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围绕海昏侯墓和海昏侯本人的争议，也未曾间断：“海昏”的封号有何特殊含义？海昏侯的历史功过该如何评价？墓葬中的大量黄金从何而来？墓葬的发现又是否会改写学界对汉代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认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研究秦汉史多年，不仅关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理问题，也致力于秦汉政治史的研究。在2015年出版的《制造汉武帝》一书中，辛德勇集中论述汉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向问题，引起学界热议。如今，随着海昏侯墓考古成果的不断披露，他又出版了《海昏侯刘贺》一书，从西汉政治史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汉武帝晚年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巫蛊之祸、嗣君确立、霍光专擅等，将对海昏侯刘贺其人放回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漩涡之中，对他进行分析和评价。

而随着海昏侯墓的发掘，关于刘贺为何会有大量精美随葬品，出土的《论语》失传篇章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等问题，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辛德勇在日前的举行的《海昏侯刘贺》新书发布会上，对这些问题给出来自他的解答。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

大量随葬财物从何而来？

海昏侯墓葬出土文物于今年年初在首都博物馆展出，随葬品中大量的黄金、铜钱和各种精美的工艺品，首次与公众见面，人们在惊叹之余，不禁发问，海昏侯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它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些财富反映了西汉时期，江西南昌鄱阳湖地区经济的发达，辛德勇却认为这一解释缺乏根据。辛德勇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开创者史念海，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历史上各个区域的贫富状况，物产分布等等。从历史经济地理的专业来看，鄱阳湖周边一带在西汉时期是非常荒凉的，和今天江南山明水秀、经济富庶的状况不能相提并论，而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是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东地区。

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描述江南的经济状况：“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熱饶食，无饥馑之患，以帮砦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因此，我们就很难想象只当了不到四年海昏侯的刘贺，如何从当地聚敛这么多财富。但换一个角度讲，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长沙，墓葬里却能出土这么多精美的文物，辛德勇认为，这只能说明，墓葬里出土的是只供贵族享用的少量工艺品，不能代表这个地区的经济状况。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金器

那么如果这些财富不是在江西南昌附近聚敛的，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一是刘贺曾做过27天皇帝，这些陪葬品是他从长安城皇宫里带出来的东西；二是，刘贺进长安城当皇帝之前，做昌邑王的时候，在昌邑故国积累的财富。辛德勇认为第一点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当时刘贺身边的亲信随从都被权臣霍光铲除，刘贺离开长安城的时候跟囚犯差不多，是被押解回去的，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条件携带任何财物。于是也就剩下了第二种可能。

辛德勇在分析第二种可能时，援引了史念海的论文《释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内容，文中分析了“陶”这个地方成为经济都会的优势。陶是今天的山东定陶，在昌邑国都昌邑县向西不远。战国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陶为天下之中”，意思就是陶是天下重要的交通枢纽。

陶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之中”，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首先，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陶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人口也相对稠密。其次，古代交通主要靠水运，陶有黄河支流经过，运货的商船可以从这里直接进入黄河，加之当时黄河、淮河、长江几大水系之间均有人工开凿的运河，南下可以到达汉江平原，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一带，西进可以直抵咸阳，足以证明它的水上交通意义。除此之外，这里的陆路运输也有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著名的午道。午道指的是一横一纵的十字路口，而这个十字路口的交叉点就在昌邑县附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西汉时期，昌邑国十分富庶，坐拥水陆交通枢纽，由此可以推断，海昏侯墓中的大量财富可能来自昌邑国。

海昏侯墓里的《论语》有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