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熟悉的词语，思想往往偷懒。比如“中国”，华人耳域，谁人不知？可猛然一问，却发现原来不知或知之甚少。

　　“中国”从哪里来？于省吾曾写过《释中国》一文，他告诉我们，“中国”一词，最晚西周初年就已出现，他提到了一件物证。

　　“中国”之尊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一口“何尊”，“尊”为酒器，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周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据有中国，统治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墙围起来——“口”，就成为“国”了。

　　所以，《说文解字》说“国”字，“从口，从或”，同“邦”意。后人皆延续此意。这样，从金文中就找到“中国”的来历了。同时，《尚书》“梓材”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周武王了。从出土实物到文献资料，可以确认，周武王时，已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以卜辞“中商国”为据，断言为中国称谓起源更早，但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商虽有中心意识，但“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为“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而商朝老是迁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

　　西周初年，推行分封，给诸侯们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当时人认为，“中国”就是京师。

　　中国统御四方，靠什么？靠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做大。周公摄政之世，中国之地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初具规模了。

　　近人柳诒徵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认为“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的地理观，已经有了中国的格局。不过，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来，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因此，当礼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不得不从“茫茫禹迹”时代，后退到了周武王，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卜辞里，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而《禹贡》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期才合理。

　　带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贡》，是周武王革命以后，新王权对神州大地所作的区分和安排，以流域规划疆域，将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理想观念设计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岛”规划华夏，以“五服”经营之。“五服”，以京师为中国，向四方发展，每五百里为一“服”。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周初的天下了。

　　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伟的国土意识和制度观念，《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以摊大饼的方式来经营中国。

　　周礼，是一种制度胜文化，是以宗法为内核、分封为外壳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贡》里的天下，就是这种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表达。用“五服”来表达时，“绥服”是关键。甸服、侯服，都是中国化了的，而绥服，则是华夷之辨的前线，所以说，绥者，使之绥安边境而守卫中国也。

　　绥服五百里，分为两部分，其内三百里，接近侯服，行华夏文教，使之中国化；其外二百里，则近于要服、荒服，接蛮夷，所以要奋武以卫天子。周初分封，要求鲁、卫两国，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齐、晋两国，因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武装攘夷。“五服”之中，自绥服以外，要服、荒服，都是夷狄之地，教化有所不及，就用武力强迫，以利害羁縻，使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孔子周游列国，行走在周的中国化世界里，他呆的时间最长的，是用周礼的鲁、卫两国，而不是用武力征伐与戎法混搭的齐和晋。不过，他对于齐和晋的霸业，还是给予了高度的尊敬，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着一只膀子穿衣，披头散发做人了。这样做人，当然不是做中国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管仲是他前辈，助齐恒公尊王攘夷，成就霸业，一度成为他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