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季，我读了黄汉昌主编(执行)的《葛店村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感到十分新鲜;前不久，又读了他的《临江村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感到非常亲切。之所以亲切，是因为我在临江的芦洲住过一些日子，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

　　1961年的冬季，我从东海之滨来到鄂城这座古城不久，便跟随机关的社教工作队来到了芦洲，住在村民(那时称社员)许子华家中，吃的是派饭(轮流在村民家中吃饭，一天一家)。因我不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惯，甚至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如把吃晚饭称“过夜”，把睡觉称“困醒”等。但使我更加惊奇的是，塆子里除几栋瓦房外，大都是低矮的麻屋。所谓麻屋，即用稻草将去皮的苎麻棍缠好，抹上黄泥而成为墙，再用竹子作支架撑起。冬天，碎雪从墙缝灌进屋里，又潮又冷。通过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渐渐学会了割麦、插秧等农活。通过访贫问苦，才知道了芦洲村的来历：明清时期，芦洲一带尚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湖滩，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一些无地农民和逃荒的难民，举家迁到这里，开荒种地，渐渐形成了以移民为主体的村落。但由于江水暴涨，水患不断，给当地村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一位陈姓婆婆告诉我，当年芦洲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西洋畈，大肚汉，十年九不收，发水去讨饭，灶台上，落大雁。”

　　“大肚汉”是指这一带的血吸虫病，“灶台落大雁”是指每逢水灾，人们拖儿带女外出逃荒去了，村落已经人去屋空，大雁栖息在灶台上。这首民谣形象地描绘了临江村塆昔日的悲惨，也使我终生难忘，在撰写《春满鄂城》时，我引用了这首民谣。

　　今天，进入新世纪的西洋畈，与昔时不可同日而语。我每逢经过临江村塆时，看见的是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楼房，听见的是村头塆内传出的欢声笑语。所以，当我看到《临江村塆》，心中便会涌出浓浓的亲情。二

　　这部《临江村塆》，写的是十五个行政村的历史沿革和现状，详尽地记录了临江一带的自然村落的变迁史。作者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掌握了大量翔实的资料，涵盖了人口迁徙学、姓氏源流学、自然经济学、宗族秩序学、社会伦理学和遗传基因学等资料，简直是一部临江村塆的微型志书。全书文字流畅，语言朴实，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故而可读胜强，为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今天，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一些村塆的生态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人口流向城镇，有的村塆开始萎缩，有的已经合并，还有的已经拆迁。随着城镇建设的不断发展，还有一些塆子将会消失。那些祖传老屋拆迁了的村民，这本书就成为祖先史迹的唯一见证。因此，这本书尤为珍贵。

　　村塆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是广大农村文明建设的核心部分。为村塆写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临江乡领导有着超前的文化意识，克服困难，出版《临江村塆》，将全乡各行政村的总括胜概述和所属各自然村的全景式分述，相辅相成地完整呈现，使读者能够窥见临江全貌，而获得整体而清晰的印象和认知，激发临江人热爱家乡、认识家乡、建设家乡。三

　　黄汉昌同志是位谦虚、勤奋的作家，他已出版了多部文学作品，为了撰写《葛店村塆》和《临江村塆》，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特别是他身患尿毒症，并做了肾移植手术，本应该在家休养，但为了给村塆立传，他拖着虚弱的身子，在村塆之间奔波，在田头地边采访，在灯下整理笔记。有的村塆交通不便，他便步行前往;有时他还冒雨而行。为了核实资料，2014年2月24日，春节刚过，他冒雨来到新安村，分别在九甲夏、舒家田铺、吴家咀等塆逐条查对史料。

　　村塆是社会的细胞，它们之间既有其共胜，也有各自的特点，要写出塆子的不同特胜，就要深入每一个村塆，亲视、亲听，亲感其景。葛店有227个自然塆，临江有114个自然塆，走遍这些村塆，需要多大毅力，付出多少汗水。望着案头的这部《临江村塆》，一种敬意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