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断下行的市场，茶农开始了自救，一场清理古茶园随意挂牌的行动，再度引人关注。从晒钱到摘牌，巧合的是都发生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贺开茶山邦盆寨子。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就连位居古树茶源头的茶农，都已经感受到了市场的寒意。在普洱茶市场的终端，茶商的遭遇显然要严酷得多。

　　2014年，广州芳村茶城茶商罢市掀开了冰山一角。一年过去，茶商罢市的风潮由南向北波及全国，武汉的一品天下茶市，郑州的唐人街茶城，茶商拉出条幅，集体罢市，要求租赁方共同渡过难关。在北方普洱茶最大的市场集散地北京马连道茶城，茶商纷纷选择用脚投票，关门撤店，一时间往年热闹非常的马连道在年关将至的时候格外冷清。云南产地茶山上的茶农，从晒钱到摘牌；全国各地的茶商，从罢市到撤店。这两个注脚引发了对2016年云南名山古树普洱茶的市场猜想，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名山古树普洱茶何去何从？

　　茶叶市场消费，毫无疑问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李克强总理在会谈上指出：6.9%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容易的，更是不错的增长速度。统观国内各大经济学家的论断，有一点是共识：全世界的经济体中，中美两国的经济体表现最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拉动的贡献在25%以上。虽然GDP增速作为经济的参照饱受诟病，但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参考。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茶叶市场的兴起，显然是搭了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

　　普洱茶消费市场的增长，也是享受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最近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9.7%下降到6.9%，增速放缓是不争的事实，但巨量财富的积累也是实情。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有5个省份，以省为单位，GDP的总量分别都已经超过了台湾，这5个省分别是广东省、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与河南省。

　　以此为参考便不难看出，普洱茶消费市场的转移有它内在的经济学主导因素。1997年正值香港特区回归的当口，当时一个香港创造的GDP就占到全国GDP总量的20%，如今已经下降到了3%以内，以城市为单位进行对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GDP也已经纷纷超过了香港。在2000年以前的上个世纪，犹有“普洱茶产在云南，销在香港，存在台湾”地说法，从当年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到被誉为东方明珠的香港，能够长期主导普洱茶的消费市场，与它们当时的经济地位是分不开的。

　　对云南名山古树普洱生茶的推崇，也是从港台席卷大陆。从1995年台湾师范大学的邓时海教授与云南的陈露云女士联袂推出的南糯山、景迈山古树普洱云海圆茶，到台湾的吕礼臻与香港的陈国义订制的易武古树茶“真淳雅”等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邓时海教授有个有趣地说法：“普洱茶版块移动学说”，倘若以经济的发展为参照，便不难发现，这一说法也可以解释普洱茶消费市场的转移，从香港到台湾再回归大陆，从南边的广东省到北边的河南省，从一南一北一中的芳村茶城、马连道茶城到郑州各大茶城，普洱茶消费市场的转变与经济的发展完全符合。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普洱茶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就是南方的广东省、北方的河南省、山东省。从城市来看，能够具有茶城集聚效应的也是广州的芳村茶城、北京的马连道茶城、郑州与济南的茶城。之所以较少关注浙江省、江苏省，与这两个省份作为中国传统绿茶生产的金三角核心地带密切相关，其市场消费习惯仍然以绿茶为主，普洱茶市场有待开发。一个有趣的现象也说明了这个发展趋势，原本活跃在港台的普洱茶商，也纷纷到大陆来发展。如台湾的石昆牧到了北京，香港的陈智同到了广州，香港的何景成到了深圳。

　　这些人曾经都是普洱茶市场的大佬，他们的选择自有作为茶商的商业敏锐胜。而广东的普洱茶商更是响亮地提出“南茶北销”，大举进军北方市场。作为云南普洱茶三巨头之一的中茶，更是在2015年将两款最具明星效应的产品，中茶红印生茶、蓝印生茶的首发仪式放在了北方的河南郑州市，并大获成功。

　　按照经济的推论，即犹太人的黄金分割定率，有一种普遍地说法：中国大陆至少有2亿多人年均收益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经济学家吴晓波更注重银行的实证数据，这个群体的数量也在1亿多人。这个群体的命名颇富争议，有经济学家称其为“财富精英阶层”，也有经济学家参照西方的标准称其为“中产阶级阶层”，不管什么样的命名，中国大陆现在有了一个这样雄厚消费力群体是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