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②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胜与多样胜》，《文物》1987年第3期，第38～50页。

　　③严文明：《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4期，第3～9页。

　　⑤长江中游的湖南临澧华垱、澧县宋家岗等早期遗存，年代或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包含饰绳纹的粗陋褐色陶片，或许和广西桂林甑皮岩二期遗存一样，属于“华南绳纹圜底釜文化系统”。见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第23～52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65～519页。

　　⑦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第11～15页。

　　⑧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4期，第4～23页。

　　⑩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第59～69页。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第4～1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考古》2005年第3期，第3～6页。

　　(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仰韶文化房址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12期，第47～57页。

　　(1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14)以至于有人提出此时汉水以东地区遗存已经可独立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油子岭文化。见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76～86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16)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第4～15页。

　　(17)屈家岭文化是在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基础上，吸收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因素而形成。见韩建业、杨新改：《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第44～49页。

　　(18)韩建业：《斜腹杯与三苗文化》，《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第67～72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

　　(20)屈家岭考古发掘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第63～96页。

　　(21)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213～294页。

　　(22)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谭家岭》，文物出版社，2011年。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307～34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05～210页。

　　(2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

　　(26)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第46～55页。其实该观点在我1994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已经明确提出，1997年正式发表(韩建业：《试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8～83页。)

　　(27)在2006年出版论文集的时候，我在《禹征三苗探索》一文后的附记5是这样说的：“我论述禹征三苗事件，主要从文化变迁角度着手。至于该事件后有多少华夏人进入江汉地区，有多少三苗人留在当地，又有多少三苗人外迁，甚至是否存在华夏和三苗人的血缘融合，或许只有借助于人骨鉴定、DNA分析等科技手段才有可能逐步知晓。”。见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