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愈以及苏轼生活的年代，潮州在中国的版图上委实比较偏远，历来又多有偏见，将其看成“蛮夷之地”，然而，愈是这样的“蛮夷之地”，如此大张旗鼓地“粉韩”，愈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韩愈死后二百多年，潮州人重修韩文公庙，请苏轼先生作碑文，苏先生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以之为韩愈定位，真可谓震古烁今。

眼前的这条大江，浑浑灏灏，从太古流来，至此遂称“韩江”；背后这座山岗，屹立于天地，也改叫了“韩山”，这些大概都与东坡先生的高看与力挺有关。历史的风风雨雨中，韩文公的祠庙一次次重修，今人也有许多品题，刻勒于碑石，陈列于长廊，向这位先贤致敬。赵朴初居士的诗说：“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似乎大家都有如此一点会意，韩愈南谪一趟的“胜价比”实在太高了。

这位当时中国的意见领袖自己也绝不曾料到。他忠心耿耿，上表谏迎佛骨，惹得皇帝老爷勃然大怒，将他投入死牢，幸得友人替他叩头说好话，饶了一死，又发配至“八千里”外的潮州当地方官。一路走来好辛苦，望断了“云横秦岭”，又受阻于“雪拥蓝关”，他不由不悲观地想到，自己不是老死在这个偏僻蛮荒的异乡，也必定疫毙于这个瘴氛毒雾的地方。他给晚辈打的招呼是：“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此来潮州，从放下行包到收拾行包再出发，不过八个月，如此短的时间，要推行什么新政，创建什么政绩，实在是很难的。后人说他致力“兴学”，以他做“国子博士”老本行而言，推动一下当地的教育工作，是顺理成章的；而“释奴”，即解放一批奴隶，则是下一任当袁州刺史时候的事；真正“彪炳史册”的一件事，恐怕就是“驱鳄”了。说来这“驱鳄”简直带有“游戏”的胜质——上任后他探问民情，了解老百姓深为鳄鱼食畜所苦，便择日率众官来到恶溪畔，面对一大群围观的老百姓，命属下将一猪一羊投入水中，宣读了一纸给鳄鱼的“哀的美敦书”，要鳄鱼三几天内乖乖滚蛋，如果不然，就“尽杀乃至”。后面的情形，就是一个典型的传说了：当真那天晚上，“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鳄鱼举族大逃亡矣。

实在说，退之先生此时很不安心，他给皇上写信，抱怨这里“毒雾瘴氛，日夕发作”，声称“所处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恳求皇上“哀而怜之”，让他归队，干老本行，“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果不其然，皇上也动了恻隐之心，同意让他先挪挪地方，去当袁州刺史。

到任潮州后八个月，韩愈走了，正所谓“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当时也应该会有人打打“万民伞”，表示一下挽留之意，但恐怕“拦轿”之类的举动，却未必对这位蒙恩准迁的刺史心思，揣想起来，动静不会太大。但恐怕令韩愈和当时当地官民所未料及的是，确有一点什么东西留在了那里，且继续发酵。

我总觉得，在中国，文人或思想者的作用真不可低估。历史上的一些文人包括苏轼借韩愈算是完成了一项盛举，这就是向世人证明“道”在天地之间的伟大和辉煌。纵然韩愈在此为官仅仅八个月，并不妨碍人们永远纪念他，“庙食百世”，甚至连江山都改从其姓，享受历史上帝王都难有的殊荣。因为什么？就因为他“道济天下之溺”，“功不在禹下”。他所传承和弘扬的“道”究竟如何，时代丕变，这里我们不去论说了，但在苏轼这些人看来，这个“道”，“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乃思想和灵魂的东西，关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亡，是不可不特别予以重视的。

韩愈以及苏轼生活的年代，潮州在中国的版图上委实比较偏远，历来又多有偏见，将其看成“蛮夷之地”，然而，愈是这样的“蛮夷之地”，如此大张旗鼓地“粉韩”，愈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非但如苏轼所言，表明“公（韩愈）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且，就像一个耀眼的符号，佩上了这地方的胸襟，标志着天下之大“道”的一次胜利进军。

这当中，也迅速提升了这个地方，改善了这个地方，一代一代重修、刷新的，不只是韩愈的祠庙，也还有学堂。而这正是今人所谓的“孵化器”，传统文化赖此繁衍与绵延，这就使得这一片山水之间，蕴藉着一种特殊的气息，水波、石碣、林木、亭榭，无不为之熏染。杨万里有感于此，赋诗《韩木》云：“笑为先生一问天，身前身后两般看。亭前树子关何事，亦得天公赐姓韩？”答案应该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