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上，有一个名叫博茨瓦纳的国家，人口只有200万，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神秘而陌生的国度。而对于34岁的浙师大非洲研究院人类学博士徐薇来说，这片土地便是她的“福地”，因为她在那里收获了爱情，那里还是她孩子的出生地。

前不久，徐薇又得到一个喜讯：她的著作出版了。这本名为《博茨瓦纳族群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专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博茨瓦纳民族志。可以说，徐薇悄悄推开了一扇中国人了解博茨瓦纳的窗口。之前，许多国人将非洲大陆表述成一个整体，忽视其社会结构、语言文化的多样化，中国人类学领域对于非洲的田野调查几乎是空白。

博茨瓦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非洲国家。自1966年独立以来，该国从最贫穷的非洲国家一跃成为“小康之国”，创造了“非洲奇迹”。2011年，她孤身一人不远万里，深入博茨瓦纳的村庄进行田野调查，一待就是4年。

田野调查：一场难得的自我修行

贫穷、战乱、饥饿、艾滋病……这些关键词，几乎是这个人类学女博士对非洲的初印象。决定要去博茨瓦纳，是源于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的鼓励。

她清楚地记得院长说的那番话：“国内对非洲研究薄弱、对非人才短缺，建立一支学术队伍迫在眉睫，希望大家能去非洲的田野做案例研究，摆脱过去直接照搬西方理论的弊端，以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来观察、体验非洲。”

其实，丈夫孙珂比她更早去博茨瓦纳。2008年，响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号召，孙珂随公司来到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在当地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一年之后，两人相恋。

2011年，徐薇带着研究课题，也来到丈夫工作的地方，开始了长达3年的调查。“非洲并不是贫穷、落后的象征，特别是一些南部发达地区，简直可以和欧洲相媲美。”

在博茨瓦纳的日子里，徐薇曾对一个名叫塞波帕村的地方兴趣浓厚，这里是叶伊人的聚居地。她寄居在当地一家诊所的女保育员家里，热心的保育员帮她一步步融入了这个当地部落。她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做巡诊。临别时，女保育员还特地给她炖了一只土鸡，这已是对贵宾的最高礼遇。徐薇还见识过当地近千人参加的葬礼活动。

让她感到无比兴奋的是，在博茨瓦纳，有很多当地人知道中国，并心生向往。一位九旬老者，紧紧握住她的手，不停地喊：“China,China……”这让她时刻感受到来自“非洲兄弟”们传递丝丝暖意。

人类学田野调查，要求调查者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却不是什么样的人家都可以进入，信任与包容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丈夫孙珂给予她不少帮助。

在一个叫托诺塔的村庄，黑人弗朗西斯是孙珂最好的朋友。徐薇很快融入这个家庭，弗朗西斯太太告诉她：“我们已经把你看成家里最大的女儿了。”

弗朗西斯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奉行一夫一妻，他和太太生育了六个孩子，两个女儿四个儿子。最大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人，在外工作；两个女儿尽管都没有结婚，却都生了孩子。她发现，在博茨瓦纳，女人终身不婚，却有很多孩子，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弗朗西斯最小的儿子，是6岁的亚尔。“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他见我坐的椅子缺了一条腿，就找来石头垫上；他还会把自己喜欢的糖果主动分给我一点。他每天早上都会来敲我的门，一边叫我的名字，一边大喊：‘早上好！’他和妈妈说，要和我一起睡，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

这一点一滴的异域温情生活，都被徐薇悉数记录在了自己的著作里。

她眼中的博兹瓦纳

徐薇在书中描述的博茨瓦纳，被称为“非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也被世界银行评为“中等收入国家”，甚至是“腐败最少的的非洲国家”。而在1966年独立之初，这个国家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仅仅40多年，小国崛起。这一非洲奇迹，她通过调查研究，将其归结为“钻石与民主的奇迹”。

她对这个国家风土人情的描述浓墨重彩。她发现，在塞波帕村，大部分家庭是扩展型家庭，父母子女几代人生活在一起，共同饲养家畜、分担家务。当地叶伊人传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捕鱼、狩猎、采集、耕种、饲养牲畜。

“尊老爱幼是博茨瓦纳人尊奉的美德，孩子不能跟大人发脾气，孩子要为大人分担家务。每次饭前都要洗手，通常是晚辈将一盆清水端到长辈面前让长辈洗手，晚辈手臂上还会搭着一块让长辈擦手的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