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既然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便不能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本该雅洁的学术净土，看似繁华，实为嘈杂。然而，读过李花蕾、张京华合著的《湖南地方文献与摩崖石刻研究》一书，恰如一渠清流注入心田，情不自禁地想将读后感与学友分享。

正如该书作者所言：“湖南自上古先秦号称南楚，其文化渊源素有根底，唐宋以后，湘学、理学异军突起，声教广被，故在文献与文物上均有深厚的积累。但因文献校勘与文物考证费时费力，研究领域尚有很大空间，成果远远不足。”仅就金石文献而言，现代史学家兼金石学者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中说：“湖湘间唐碑，宋人著录本不为少，惜皆湮逸”，因此，对其进行收集整理并进行研究，其学术意义极为重要。

该书32万字，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湖南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其二为湖南古代摩崖石刻的考证研究。虽然仍只涉及湖南地方文献与文物的一部分内容，但所取得的成绩已甚为可观：

从文献角度看，大部内容为学术界首次探讨。如康熙十年本《炎陵志》为现存最早的炎陵志书，明代黄焯《朝阳岩集》为现存记载零陵朝阳岩诗文题刻的唯一一部总集，也是我国古代记载岩洞景观和摩崖石刻较早的一部专书，均为海内孤本，自清代以来均认为失传已久，以往从未经人著录，该书首次加以整理。宋初陶岳《零陵总记》为记述湖南南部零陵旧地景观名胜与文人逸事的最早一部专书，宋及明代频见征引，后佚不见，前人辑出8条，该书共辑出36条。清代宗绩辰《留云庵金石审》专门著录永州境内石刻，又多著录其书体风格，在金石著作中尤为独特，单行本未见刊刻，该书首次辑校。

在文物研究方面，大部内容为学术界首次公布。如朝阳岩摩崖石刻新见唐张舟《题朝阳岩伤故元中丞》诗，刻于大历十三年，距元结之卒仅六年，自《金石录》录其条目，全文孤悬洞壁迄无人见，该书据原石手迹加以著录。宋柳应辰诗，据浯溪摩崖石刻补正三首，可纠《全宋诗》之误。宋邢恕诗及题记，亦据石刻真迹著录，共得十四通，可补《全宋诗》、《全宋文》。清代越南朝贡使节所刻诗，据石刻真迹著录五首，可与新出《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对应，并为中越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历史物证。

我国自现代学科建立之初，王国维提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交叉对应的“二重证据法”，迄今仍为学术研究的主线。而金石学自欧阳修、赵明诚开创，经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提倡，至清代大盛，至王国维而造极，一向被视为汉学研究中最高端的学问。而湖南摩崖石刻，其内容多与览胜、宦游、流寓有关，具有较强的文学胜。如唐代古文家元结两任道州刺史，辞官后寓居浯溪，在道、永二州前后十年，游历则有三溪、三岩、二崖、一谷，诗文则有十九铭一颂，开创了本土摩崖石刻的先河，如此即与墓志碑铭、佛教造像石刻的胜质有很大不同。该书在前人基础上爬梳方志，实地踏勘，以旧学融新知，进而提出“石头上的文学史”等概念，并对“寓贤文化”的形成机制有所探讨，有助于文学史、理学史研究参考。

乾嘉学派的学者反对理学末流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实学考据的道路，其学术宗旨追崇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对待历史文献“实事求是”的传统，如钱大昕自称“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汪中亦云“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充分表明“实事求是”既是乾嘉学派的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更是一种学术理念。该书作者承此学风，不空谈，不雷同，尤其值得表彰。

《湖南地方文献与摩崖石刻研究》

李花蕾 张京华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